李鸿章传（王纪卿译版）

但我所见过的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场景，发生在几十年前一个夏日的下午。

当我走出下议院时，我忽然迎面遇见了李鸿章，他急匆匆地走进去听一场辩论。

他个头极高，一脸和善的表情，作为一个来自另一世界的陌生人，穿着一身蓝色的袍子，显得光彩夺目，步态与风度颇有尊严，嘴角挂着谦和的微笑，表明他对见到的一切都很欣赏。

就外表特征而言，很难想象这一代或上一代的任何人能够亲近李鸿章，并不是因为他给了你功勋卓著或大权在握的印象，而是因为他的风采中散发出一种高贵的人品，如同半神半人的自我满足和超然物外，而又老于世故，向劳苦大众屈尊降贵。

在这一方面他似乎非常具有典型性，这对他那更加神秘的国度而言，是异乎寻常的。

当我们还是身染靛蓝的野蛮人时，中国人早已在享受直到如今仍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我们的文明，随着其政治的所有兴衰变迁，他们已经培育出了一种高标准的文化，一种对于其余世界的优越感，一种不为他们自身或其他国家政治利益所扰乱的人格尊严。

这些特点无疑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封闭。

正如1715年陪同彼得大帝的使节去见中国皇帝的约翰· 贝尔先生在其报道中所说：中华帝国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于世界的其他部分，其所处的位置气候宜人，有益健康，东面和南面有大洋环绕，而北面与西面有连绵不断的高崖与贫瘠的群山，那道著名的长城就蜿蜒地建在那些山上，筑起另一道屏障。

然而在我看来，帝国对付侵略的更大保障是那片光秃秃的沙漠，向西延伸几百英里……南面与东面的海洋确实是开放的，中国可能在那边遭到攻击；但我相信，没有一位君主会觉得有什么理由去打扰自己与如此强大的中国人民的宁静，后者愿意与所有的邻邦和平共处，而且似乎满足于他们自己的领地。

约翰·贝尔的预言在100多年内持续有效，接着攻击到来了，就像他推测的那样，是来自南面与东面开放的海洋。

李鸿章对于19世纪历史的兴趣，建立在这个事实上：他是第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政治家，应召去处理祖国古老体制所遇到的这个新危机。

由于出生、教育与天性，他严守种族的传统，所以他自然会轻视外来者，但他仍然是中国人中的第一个，承认不可完全无视“洋鬼子”，承认他们已经到来，承认中国的政治将不会把他们置之度外。

布兰德先生的著作说得很明白，李鸿章有许多严重的缺陷，这对于一个主要兴趣不在政治方面的种族而言是很自然的，但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娴熟地将同胞们领上他们此后无法避免的那个国际政治的舞台；的确，尽管他有那么多的缺陷，但他为中国为他自己在世界上赢得了一席之地，远远超过了其本身的意义。

一言以蔽之，李鸿章为一种直到当时为止中国未曾有过的对外政策奠定了基础。

贝西尔·威廉斯1917年3月，于切尔西